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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伦理

更新时间:2016-12-20 10:28:47点击次数:599次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改革之前相比,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也正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也正在变化。变化是一种本然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变化。于是今日中国学术界或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苏,或以为是人心不古,士风日下,主张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甚者以民族主义为旗帜重建民族凝聚力,并以此作为新道德的智慧资源。


重建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确实应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既然社会生活条件已变,旧有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当然不能继续存在,道德家们理所当然地有责任为中国人的新道德作出一番规划和设计。只是这种规划和设计的取向究竟是应该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是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新道德还是旧道德?这一点恐怕是最值得道德家们注意的。


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由于中国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历久不变的价值体系面对新的生存空间而逐渐受到质疑和抛弃,但由于中华民族的固有特征,中国人又不可能完全放弃已有的价值体系而完全认同西方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地球人”。于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中国人不仅在现实世界惶惑不安,不知所从,而且在意义世界的深处,也几乎一直处在迷茫而不知所趋的状态之中。鉴于此,近代中国在价值重建的问题上便出现了明显的两极或悖论,一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仅仅限定在科学技术层面,在道德理想上则以中国旧有的价值观念为依归。一是主张全盘西化,使中国尽快走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依据前一种观点考虑中国新道德的建设,尽管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以现代化、西方化为趋向的。但是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发展久已证明西方的现代道德体系是一种不健康的体系,存在相当多的弊病。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体系、社会管理组织系统中一切合乎中国国情的有益的东西,但是中国不应该也决不可能向西方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看齐。在这方面,中国的旧道德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经过适当的现代性的转化,依然可以成为中国人新道德的智慧源泉。甚者可以解救西方人的道德标准之不足。尤其是当东亚经济的成长已成为既成事实后,这种观点获得越来越多的赞成和支持。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说来并不反对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是他们在抱有一种向前看的企盼的同时,在根本点即“体”上实在难以割舍中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那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它们一方面焦灼地企盼中国早日步入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又发自内心深感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即便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中华民族的特征与独立性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它们不明白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现代化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极目标,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只是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是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反观近代国人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虽然考虑到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原则和价值准则,但在一些最为关键性的问题上都又不免担心中国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丧失民族个性。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是一个民族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从目前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那些民族与国家看,它们的民族个性并没有因为他们遵循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价值准则而有所弱化或消解。真实的情况可能相反,正因为他们遵循这些原则和准则,它们的民族个性反而更加凸现与加强。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以中国旧有道德资源重建新道德的主张,实在是陷入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误区。


当然,西方已有的道德体系也不是尽善尽美,确实存在相当多的弊病和内在缺陷,中国的旧道德确实并不像五四时期的激进派思想家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尽是缺点。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然需要、使用和容忍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体系、社会管理系统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与这些东西相联带的西方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否则便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便必然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的误区。


至于中国旧道德的合理性与有用性,我们也不必如五四新青年那样彻底否定。只是在肯定其合理性、有用性的同时,也决不应该忘记五四新青年的那些责难,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些责难,便不足以提倡旧道德,便明显具有复古倒退之嫌。五四新青年的基本责难是,中国旧有的道德体系不合乎现代生活。主要理由用陈独秀的话说,那就是“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而中国传统旧道德“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节也。”如果我们不能就这些命题提出反命题,我们便没有理由提倡以中国的旧道德作为新道德建设的唯一源泉。


反观十几年来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一般发展趋势,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正走在与世界发展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是百年来国人的最大心愿。然而当我们刚刚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又要在道德的建设问题上向回走,其心态实与中国现代化早期的中体西用的观念极为相似。虽不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具有一种自觉的保守倾向,但其观点若真的发生作用,实为中国现代化之大不幸。中国人势必重新陷入体用本末之争的旧问题中。鉴于此,中国人新道德的建设不是没有必要,而是相当迫切,但这种必要与迫切决不能使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向回走,而是应该尽快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从而使中国人能坦然地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当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与国际公认的价值标准接轨之后,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病即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与生活方式”势必也要传入中国,中国道德的纯洁性不仅无法保持,而且有可能彻底被破坏。面对这种可能,我们又有什么对策呢?


道德的纯洁从来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或假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更没有必要去考虑道德的纯洁问题。因为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我们既然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的政策选择便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与此相关的文化领域,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向广大人民灌输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必然要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料而不断地发展自己。也就是说,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道德建设,也具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多种文化成分相结合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不仅允许,而且应当研究和吸收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民主主义文化、人文主义文化和各种有益的外来文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之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否则,一味地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纯洁性,则势必重演“左”的错误,将一切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视为非社会主义或反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主义地期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建立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道德标准,以超前的观念去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混淆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的步骤,降低对当前任务的努力,其结果不仅是有害的,甚者照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都要硬。这个两手,一是经济发展,一是思想教育。然而反观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我总觉得中国人在发展上确实是有了一种紧迫感,确实敢于借鉴乃至运用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大胆地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作方式与国际公认的原则接轨。然而在文化领域、在道德建设方面,即思想教育的另一手却每每与发展的硬道理相扭,意识形态的管理不是配合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而是在以教条的意识形态指责经济发展中问题,将那些本该早已突破的思想束缚继续缠绕在人们的身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人真正实现发展的硬道理。思想教育的硬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在坚持教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硬,而是应该在配合中国的发展方面不断地主动调整那些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中国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果如此,目前中国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

文章来源:网络
编辑:wenhuafx